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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晓天，宁波镇海人，1932年出生，曾任中共上海市委财贸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上海浦发银行首任董事长、上海银行首任董事长。现任上海宁波商会会长、上海宁波经济促进会名誉会长和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创始名誉会长。

　　10月22日，庄晓天应邀出席了宁波帮博物馆的开馆典礼，以及下午的《宁波帮精神与传承》论坛，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本报记者 陈晓旻

　　记者：您今天应邀出席宁波帮博物馆开馆典礼的身份很特别，是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创始名誉会长，这应该是个非常浩杂的工作，需要投入很多精力，能先给我们谈谈总商会的有关情况吗?

　　庄晓天：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是今年4月在香港成立的，它经过了两年半时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总商会以香港为总部，上海和宁波为基地，与各地宁波商会保持密切联系。主要是以甬商企业为主体，以“服务甬商、建设家乡”为宗旨，谋求建立全球联络平台、提供商业咨询服务、合作投资专案开发、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工作。总商会会长是香港的周亦卿，很多事情的决策由他来定，我作为名誉会长，主要是做辅助的工作。

　　宁波帮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成绩，特别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帮在上海创造了近代实业的辉煌，我们总结了一下，发现至少创造了上海历史上50个以上的“第一”：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所、第一个钱业公会、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西服厂等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宁波商人又成为创造香港经济奇迹的重要力量之一。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的宁波帮在海内外也是成就瞩目。

　　如今，很多地方都有宁波商会，每个地方都各有自己的优势，有的有资源优势，有的有销售优势，有的有人才优势，如果把他们联合起来，可以为国家做点大事情。于是我们想到把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宁波商人都吸纳过来，成立中华宁波总商会。像这种事情，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才能成事。邓小平曾经说过：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我们的目标更高一点，希望服务甬商、建设家乡的同时也能把全世界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国家。如今，我们已经开展工作，其中一些项目已经在考察和洽谈中。

　　记者：今天的论坛主题是《宁波帮精神与传承》，历史上中国曾经有甬商、晋商、徽商等十大商帮，为什么如今只有宁波商帮延续了历史的辉煌呢?

　　庄晓天：历史上宁波商帮崛起于明朝天启、万历年间，鼎盛于五口通商之后，是历史上著名的商帮。20世纪中叶，“宁波帮”的重心逐渐移向海外。据统计，现有海外和港澳的宁波籍人士30多万人，分布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少为当地的工商巨头、科技名人、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

　　我觉得宁波商帮能够延续至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宁波地处沿海，宁波商帮是最早涉足海外的商帮。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的起始地，说明了海外贸易由来已久。他们不仅做好全国的市场，而且敢于走向海外。而像晋商、徽商等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同样是走向海外，与闽商和粤商相比，宁波商帮深入到了日本，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而闽商和粤商主要在东南亚一带。

　　其二是我们宁波人的精神：诚信、务实、勇于开拓、敢为天下先。对外贸易中也体现了这点。历史上明末清初朝廷是实行“海禁”的，清朝康熙年间颁布了《展海令》，解禁海市，设立了包括宁波在内的四个海关，从事海上贸易。在乾隆年间为了便于管理，尽管只保留了广州一个海关。但是宁波人依然是表现出色。上海开埠后宁波商人大量涌入，洋行买办是宁波商人的首选，也是他们日后崛起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口岸，广东买办在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中也具优势，但不久就遭到宁波同行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取代。上世纪四十年代，因为内乱很多人到了港台与海外，在那儿重新发展，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港台独特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在竞争激烈的海外社会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与发展，其中香港是又一个宁波商人聚集的中心，像包玉刚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就是这批人当中的杰出人物，同享“世界船王”美誉。

　　记者：您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上海，宁波帮对于上海的经济文化影响如何?您印象中的宁波帮是怎样的?

　　庄晓天：平常我们都说上海与宁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确实如此。这种影响已经彼此融合在一起了，很难具体地分出你我。不仅经济，还包括语言、生活习惯等等，都相互受影响。在上海的宁波人数量也达到一定比例：1927年，上海人口激增到264万余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也正是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第一次高潮。据统计，当时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余万人，约占上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如今，在东方大都市上海，活跃着成千上万的新一代宁波帮。他们介入了上海许多行业，比如建筑房地产、服装业、餐饮业、现代重化工业、电子行业，有的已进入了金融业。比如像杉杉集团总部迁至上海以来，达吉房产、国金投资、宏润等一批宁波企业纷纷涌入上海滩;新汉通、向阳渔港、“老板娘”等宁波餐饮企业也挥师上海滩，把正宗的宁波菜做得红红火火。据不完全统计，至去年年底，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已达2000余家，发展非常快。

　　宁波帮有个特点就是低调、不张扬，工作务实。比如在上海的建筑业，主要有来自三个地方：南通、绍兴和宁波，其中宁波是做得最成功的，但是依然很低调。

　　记者：历史上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非常有名，并做了很多实事。当年的宁波同乡会对后来宁波帮的崛起与延续起了什么作用?

　　庄晓天：早期甬帮以四明公所为核心。1898年，上海发生法国士兵冲击四明公所事件，引起旅沪宁波人的坚决反抗。旅沪的宁波人感到仅依靠像“四明公所”这样的旧式会馆组织，不足以团结同乡人，也难以促进同乡帮派的发展、维护旅沪宁波人的利益。宁波同乡会成立于1909年，由虞洽卿、朱葆三等甬籍实业界巨头号召发起组织，虞洽卿当选为会长。宁波同乡会曾经在西藏路建有自己的五层会所。

　　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宁波同乡会在上海有辉煌的历史，那时上海最有名的同乡会有两个：宁波同乡会和浦东同乡会。其中宁波帮在上海同乡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孙中山曾评论，“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首屈一指也。”

　　上海有两条马路曾用宁波人的名字命名， 一是法租界的一条小马路——朱葆三路;一是公共租界中的虞洽卿路。虞治卿路原为西藏路，位于上海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宁波旅沪同乡会和跑马厅位列两侧。把这样一条马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可见虞在上海地位之突出。

　　解放后，该会解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为了联络海内外甬籍商人感情，又组成宁波同乡会，名叫宁波经济促进会，但与原宁波同乡会无直接联系。延续的主要是宁波帮的一种团结互助、爱国爱乡、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

　　记者：据说您还是建造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最初提议者，如今跨杭州湾的铁路项目也在规划中。当时的缘起是什么?

　　庄晓天：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回到家乡宁波北仑港考察，很有感慨。世界上德国、日本、荷兰、新加坡、比利时等地的港口我都曾考察过，而北仑的天然条件并不比这些港口差，北仑港可停靠20万吨级以上船舶，又有舟山群岛挡着，港口风平浪静。当时，上海码头许多万吨轮来不及装卸，只能大量停靠在长江口，而北仑港却无货可卸，利用率不高。由此，我萌生了在杭州湾上架一座跨湾通道的想法，改变北仑港处于交通末端的劣势。为此我特地咨询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和桥梁专家李国豪，两位技术出身的专家一致认为，杭州湾水面不深，在水面上架桥可行性很大。

　　于是，1993年在宁波市领导召开的征求宁波籍人士对家乡建设意见的会议上，我首次提出了建造跨海大桥的建议。1994年4月，由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秘书长方祖荫起草报告，正式向上海市科委、计委提交《关于建设杭州湾越湾通道工程的建议》，并抄报给上海、宁波市政府。此后，宁波市政府认真研究，论证、报批的过程经历整整10年，2003年6月8日，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工程终于正式奠基。

　　如今大桥已经成功开通了。这对上海和宁波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运输成本降低了，时间成本也降低了，两地的联系更加紧密，越来越多想做大做强的宁波企业会把总部和重要部门设在上海。同时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也全面加强和提升了整体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如今正在建设中的舟山连岛工程，又将舟山和宁波连在了一起。这样就把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紧紧连在一起，共同打造一个组合式的有竞争优势的港口群。

　　记者：如今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地域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宁波帮的影响和作用有哪些变化?

　　庄晓天：我认为全球化和商帮的发展是不矛盾的。全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域经济的发展也是不矛盾的，比如宁波帮在各地都有同乡会，他们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我们谈到宁波帮的精神和传承，值得我们骄傲的不仅仅是其卓越的商业才能，还有丰厚的人文精神。而且现在的宁波帮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还在其他各个领域发展，他们不限于工商界知名人士，还有很多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等领域的名人，比如宁波籍的院士就有将近百位。

　　记者：您经常回老家吗?对于宁波帮博物馆如何评价?

　　庄晓天：我每年都要来宁波三次以上。今天非常高兴看到宁波帮博物馆的建立，正如对于宁波帮博物馆的概括：它是全世界宁波帮的“情感地标，精神家园”。同时，我想，它还起到三个作用：一是对于前人的肯定，二是对于现代人的激励，三是教育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