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新生代宁波商人之所以不为人知，多因为他们低调

　　4月15日，对在上海发展的宁波商人，无疑是个重要日子。那一天，上海工商联宁波商会将正式挂牌成立。上海和宁波两地的领导将出席成立仪式，上海市原副市长、浦东发展银行原董事长庄晓天，将出任该商会会长。

　　一个普通的民间商会组织何以引起如此大范围的关注呢?在许多人看来，宁波商人重返的真正意义在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商业文明正在成熟。

　　100多年来，声名显赫的宁波商团重要根据地和起家地就是上海，宁波商团的代表包玉刚家族、邵逸夫家族、董浩云家族等多从上海起家，而且，宁波人也是上海移民的重要力量。计划经济时期，宁波商团在上海的活动暂告一段落。改革开放之后，宁波商团再次涌入上海，成为上海社会特别是工商界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群体。上海工商联宁波商会的成立，被视作宁波商团在上海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企业至少有数万家，宁波本地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和上海有或多或少的业务联系。”宁波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吴孝增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和许多副省级城市驻上海办事处相对局促的办公地点相比，宁波办事处的办公楼则相当阔气，是一幢2200平米的民国时期老别墅。

　　宁波商团在上海乃至中国的近代经济史上曾创造了无数个第一，诞生了大批有影响力的富商大贾。新生代的宁波商团还能再创辉煌吗?

　　曾经的辉煌

　　宁波商团作为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商人群体，曾经创造的辉煌绝不亚于徽商、晋商，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中，宁波帮作出的特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主要表现在大上海的崛起和香港的振兴。

　　据上海工商联宁波商会会长庄晓天透露的一份数据显示，解放前宁波人创造了上海的三分之一财富，并创造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等50个中国第一。宁波人在中国近代金融、航运、外贸、民族工业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宁波商团在上海的代表人物包括：虞洽卿、朱葆三、方椒伯、叶澄衷、刘鸿生、项松茂、黄楚九、方液仙、严信厚、秦润卿等等。

　　1949年，大批宁波商人从上海等地迁移到香港。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众多宁波人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并迅速在工商领域施展才华，占据“首领”地位。比如厉树雄、陈廷骅、曹光彪等在纺织业，包玉刚、董浩云等在航运业，丘德根、邵逸夫、袁仰安等在影视业，李达三在酒店业等等。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等成为世界级工商巨子。

　　除了工商业外，许多宁波人在香港政界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前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宽诚、现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邬维庸、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马临、前港事顾问郑维健、李宗德、特区政府民航处处长林光宇，文艺界中名演员王丹凤、周星驰、洪金宝等也都是宁波人。

　　改革开放前，“宁波帮”的概念一度为人避讳。避讳最终为邓小平所打破，邓小平不仅肯定宁波帮的作用，还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他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号召“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重返上海

　　“改革开放后大批宁波人重返上海，这次移民潮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像。”宁波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吴育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庄晓天对宁波以上海为目的地的移民潮也有相当研究，他告诉本刊记者，“改革开放后从宁波移民到上海的宁波人，我们估计肯定数以十万人计。”

　　据上海宁波经促会和宁波驻上海办事处的初步统计，目前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企业至少有一万家。上海方面给宁波协作办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在上海，宁波人控股、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就有2300多家，仅注册资金就有100多亿元，注册资金居长三角16个城市在沪企业第一。但这还不包括祖籍宁波、户籍已在上海宁波帮后代创办的企业。

　　早在商会成立之前，上海宁波经促会就对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企业有了详细的调查。庄晓天告诉记者，“新一代宁波人介入了许多行业，比如建筑房地产、服装业、餐饮业、现代重化工业、电子行业，有个别已进入了金融业。建筑行业中有100多家宁波企业，赖振元是代表人物，房地产业中宁波企业也不少，叶立培、裘东方是代表人物，服装业以杉杉和雅戈尔为主，现代重化工业中，埃立生集团吴国迪等是代表人物。另外，家具行业也有500多家企业，但规模不是很大，餐饮业大概有500多家，老板娘等都是代表企业，电子产品以北京路上的科技城为主，有200多家企业，规模也不大，另外，有部分企业已逐渐进入金融业，典当行、拍卖行、担保行，都已慢慢进入，我想以后还会更多。”

　　即将担任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的裘东方是新生代宁波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是宁波化工局最年轻的处长，后来成为化工部科技总院、浙江省化工厅和宁波市有关部门合作创办的一家科工贸一体化股份公司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中旬后企业到上海发展，随着化工部撤并分流，裘东方所在的企业也实现了转制，成为民营企业，改制之后，他的企业在上海发展迅速，一跃成为上海重要的房地产企业。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几年宁波人创办的企业在上海发展还是很快的，短短三五年时间里，宁波企业的格局和规模完全不一样了。”

　　宁波企业重返上海，在相关政府部门来看，也是分阶段的。吴育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一开始，宁波大部分企业在上海的发展还是以设窗口为主，然后再过渡到合资兴办新企业，但是像杉杉这样把总部都迁移到上海来的企业，还是不多的。”

　　欧琳厨具执行董事长徐剑忠也是宁波人。这家生产线引自欧洲、拥有整套德国技术的中国高端厨具制造商，在上海有很大知名度。他们在上海的发展史，是部分总部不设在上海的宁波企业的典型。

　　徐剑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1996年前后，欧琳还只是把上海作为一个普通的销售市场，但上海对欧琳的发展越来越重要。目前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已占欧琳内销的三分之一，在上海的销售分公司已成立，下一步可能将研发机构等放到上海。”

　　神秘低调的富豪们

　　尽管上海已云集数以万计的宁波企业，但改革开放后宁波在沪商人群体，除了杉杉集团郑永刚等少数人之外，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有媒体认为，和温州、绍兴等后起之秀相比，宁波人似乎并不占优势。

　　事实果真如此吗?庄晓天会长和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并没有直接作答。但种种迹象表明，其他浙商要撼动宁波商团在上海的优势，似乎很难。许多宁波商人之所以不为人知，多因为他们低调。

　　郁国祥家族到底有多少财富，曾是2004年中国财经媒体关注的一个谜。2003年，郁国祥出资1.5亿美元，收购了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的90%股份;紧接着，他哥哥郁能建又出资10亿美元，受让杭州绕城高速公路25年经营权。郁国祥家族的财富，至今仍是个谜。

　　根据宁波商会证实，郁国祥将出任宁波商会副会长。郁国祥通过宁波商会向《瞭望东方周刊》传递的信息是，2004年许多媒体对他生平的报道并不客观。

　　裘东方是宁波商团中主营房地产的年轻企业家，他旗下的保集集团也仍在快速扩张期。在接受本刊专访之前，他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这位低调的年轻企业家，目前已把触角升向传统强项房地产、贸易之外的领域，开始向生物医药、教育仪器等领域发展，最近，裘东方还和澳大利亚公司合作，准备进入他认定很有前景的高档游艇业。裘东方也是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

　　叶立培，这位曾排名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六、被称为上海地产大王的澳大利亚籍公民，为人处事也极为低调。叶立培旗下的仲盛集团，是上海著名房地产企业之一，开发了仲盛金融中心、南证大厦、名都城、名都古北等许多项目。

　　叶立培1979年移居澳大利亚。在澳洲10年中，他通过做纺织贸易积累了第一桶金。正当1989年深圳房地产价格开始滑坡的时候，他大胆地在那里进行了大手笔的地产投资。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把投资重点转向上海，这位曾在2003年卷入一些流言的著名企业家，始终保持着低调和沉默。叶立培也将出任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

　　一般来说，一家资产达到几十亿的企业，在所在城市肯定已是家喻户晓，而资产达数百亿的企业，可能就具有全国性的知名度了。但吴国迪旗下的埃立生集团却不然，埃立生集团是以钢管、石化等现代重化工业为主的股份制企业，总资产高达350亿元，总营业额超过550亿元，是上海冲击世界500强的后备企业之一。吴国迪本人也在2005年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13位。但哪怕是上海人，对吴国迪和埃立生有所了解的人很少，吴国迪在埃立生集团有多少股份，也一直是个谜。吴国迪也将出任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

　　除此之外，上海方面给宁波市协作办提供的一份名为《宁波市在沪企业情况表》的统计资料，传递更多令人惊讶的信息。在这份情况表中，主要投资方为“舒友金”的企业有3个，其中包括上海中普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中普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000万元，上海恒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要投资方是“姜南海”的企业有2个，注册资本总共是3亿元。光注册资本就达数亿元的民营企业，实有资本的规模可想而知，但就是拥有如此规模资产的企业家，低调得甚至连宁波经促会、宁波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都对他们一无所知。

　　宁波企业家为何如此低调而神秘，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于宁波地域文化的不事张扬。但也有人作出了其他解释。欧琳集团总经理助理王思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宁波人经营企业的思路和许多地方有明显区别，那就是突出企业而不是突出个人。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国际惯例，全世界人都知道可口可乐公司，但本届可口可乐公司的CEO是谁，知道的人很少。之所以强调这点，其实也是在规避一种风险，因为企业家本人再有名，总会有生老病死，而他的德行再完美，也会有瑕疵，因此宁波人很早就知道，应该是企业高调而企业家低调。”

　　识大局的宁波商人

　　早年宁波商团代表人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识大局、讲政治。

　　叶澄衷是早期宁波商团代表人物之一，他坚决支持清朝的洋务运动和维新事业，和张之洞、左宗棠等清廷洋务派交往甚密。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叶澄衷为其购置先进武器，立下过大功。

　　宁波商团为香港顺利回归和改革开放事业迈出第一步也作出了贡献。

　　宁波籍商人包玉刚是1978年之后最早觉察出中国将有大变革的香港著名商人之一。1978年秋天，中国的政治气候出现了好转。身居香港近30年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内地有关部门，表示要回来探亲。1978年11月，包玉刚如愿登上了北上的飞机，开始了被西方媒体称为“世界船王的破冰之旅”。包玉刚北京之行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这也是邓小平15次接见包玉刚的第一次。

　　现代的宁波商人，继承前辈们讲政治的传统。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

　　再造世界级企业家

　　除了神秘低调之外，新生代宁波商团和旧宁波帮也有许多新特点。在保集集团总裁、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裘东方眼里，新生代宁波商人有两大新特点。

　　第一是知识结构和经历不一样。裘东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许多宁波人来到上海发展，许多都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或者已拥有一定的企业管理能力，而老宁波帮出道时都是十几岁的学童，文化程度有限，更不用说人生经历，在这点上，新生代宁波人有优势。”

　　庄晓天也赞同这一点：以吴国迪等一批企业家为例，许多新生代宁波商人都已有硕士、博士的学历。

　　第二是来上海的目的不一样。裘东方认为，老宁波帮在上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实际上他们刚来上海时，还只是为了谋生，但现在的新生代宁波商团，比如杉杉等，他们在宁波本身就已有了相当基础。这些企业家来上海发展，早已超越谋生这个层次，是为了让企业和自身得到更好发展而实施战略转移。

　　尽管新生代宁波帮已在上海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新生代也有新优势，但和宁波商团在上海历史最高峰时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认为，宁波商团再创往日那种辉煌已不可能。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后，上海的经济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宁波商人在上海可能取得一定成就，但要完全恢复解放前的辉煌，应该不可能。”

　　庄晓天坦言，上海目前的经济结构，国有经济还是占优势，大概60%到70%的比例还是国有经济，宁波商人再创造上海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总量，完全不可能。

　　但庄晓天同时认为，“宁波人在上海的非公经济中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宁波商会成立的目的，就是想让宁波人为了上海经济建设做更大贡献。”

　　裘东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庄会长常常鼓励我们眼光要看得远，他希望，在未来十来年时间里，在上海的宁波企业家中，也能走出像包玉刚、李嘉诚这样世界级的企业家。”

　　裘东方对他所在的商人群体很有信心。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只要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不变，经济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上海会有宁波企业家实现这一目标。”

　　庄晓天雄心勃勃的目标其实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庄晓天在宁波开会时就指出，宁波经促会单向强调为宁波服务。但市场经济利益是多元的，经济交流是需要双向或多向的。因此，庄晓天建议将上海宁波经济促进会改为宁波商会，但当时未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2005年，宁波在天津、沈阳等城市陆续成立了商会，庄晓天等人感到了压力。经过一番努力后，2005年底前后，宁波商会获准设立，它也成为上海第一个省级以下单元的地方商会。

　　在庄晓天的蓝图中，宁波商会也有阶段性的目标，第一步是办商会杂志、网站、收集有用经济信息、定期联谊学习活动等等。

　　但这些仅仅是常规性动作，庄晓天还希望能成立将宁波商团各自行业优势联结起来的投资公司。“以建筑行业为例，如果宁波在上海优势建筑企业能联合起来，优势互补，那样无论是楼宇、桥梁、地铁还是高速公路，都不在话下了。这样的企业，会不会是中国最顶尖的建筑企业呢?”庄晓天雄心勃勃地说。

　　（原题为：宁波商团新生代重返上海）